天心区狮子山地块商改住:长沙二环内地块如何沦为财政负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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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0日,长沙南湖板块的狮子山地块——“商改住”详规批前公示,从启动公示到批前公示历时半年,如今规划指标最终确认。

调规前后指标变化如下
调规前
商住比:商业70%、住宅30%
容积率:6.0
计容建面:97950㎡
建筑限高:150米
建筑密度:40%
调规后
商住比:住宅100%
容积率:2.25
计容建面:36315㎡
建筑限高:80米
建筑密度:22%
商改住后,地块从商住用地变为住宅用地,容积率从6.0降为2.25,计容面积减少6.16万方,建筑限高从150米降为80米。开发强度大幅下降。
狮子山地块区位如下:

地块在南湖路北侧、东临芙蓉路,与地铁1号线站点南湖路站不到100米,属于长沙市二环内主城区。
地块航拍:
回顾狮子山地块启动棚改的时间在2016-2017年之间,至今已经整整走了9年。
9年间,长沙楼市经历了从“立春”到“大暑”再到“冬至”的周期。
而狮子山地块的规划调整轨迹,为观察土地市场与楼市共振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。
从棚改立项到商改住公示的九年间具体发生了什么?
2016年,天心区城建公司启动狮子山地块棚改工作。根据当时某房企的投资分析报告,项目总占地约27亩,拟征收房屋约470户,加上芙蓉大厦及安康大楼的拆除,预计总拆迁投入约5亿元,亩均征收成本约1850万元。
如果地块土地出让金少于5个亿拆迁成本,由区财政承担20%的损失,市财政承担80%的损失。

彼时,某房企曾建议地块商住比为3:7,整体容积率5.5。

2017年-2019年因长沙住宅限购,大量投资需求涌入商办市场,引发了一轮对于公寓及商铺的购买热潮,公寓的价格甚至超过同期住宅限价的20%-40%。

该时间段刚好与狮子山地块棚改调规的时间吻合。
或许是为了土地能够保本甚至盈利出让,狮子山地块在2019年左右调规确定商住比为7:3,容积率拔升至6.0,计容建面9.8万方。
当时平台公司的判断可能是,提升商业比例和开发强度有助于拉高总货值,覆盖前期投入的拆迁成本及利息。

然而市场后续走势与预判却出现了较大偏差。
商办市场在2020年后急转直下,大量新房项目打折促销,公寓与住宅的售价比快速从1.2减少至0.5-0.6左右,大部分小公寓产品的售价接近于腰斩。
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,狮子山地块在完成拆迁及调规后,首次在2020年天心区土地招商会推出,后又出现在供地推介名单中。
计划赶不上变化,城中心土地拆迁时间长、较多因素不可控,狮子山地块原计划在2017年下半年挂牌,但拆迁+调规却硬生生地把项目拖到2019年底,到2020年才面市。
这个时候已经是商办市场的“末期”了,没有哪一家开发商敢碰高商业比重的地块,就算在市中心也是。
或许是苦苦等待无果,狮子山地块终于在2025年底启动商改住——2026年5月20日批前公示:容积率从6.0降至2.25,计容建面减少6万方左右。
商改住期间还有个插曲,天心城发土地招商手册上——狮子山地块调规为住宅用地的容积率为2.5,高于批前公示的2.25。
实际调规后容积率低于平台公司预期,很可能是无法突破80米的限高刚性约束。

商改住后、开发强度的大幅下调,意味着土地收入将相比预期大幅减少。
无法收回土地成本将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。
商改住后,土地出让大概会亏多少?
第一笔账:拆迁本息。
平台公司投入的5亿元拆迁费,从2016年至今,资金占用已近10年。即便按年化5%的资金成本计算,单利利息支出已超2.5亿元,本息合计达7.5亿元。若按复利计息,更是逼近8.1亿元。
第二笔账:土地价值折损。
参考2026年市场,以中海锌厂地块6550元/㎡的住宅楼面价为基准:
原方案(商改住前):计容建面约9.8万㎡,其中商业占70%(约6.86万㎡),住宅占30%(约2.94万㎡)。在当前商办市场环境下,商业楼面价按住宅4折算约2620元/㎡,则原方案总地价约3.7亿元。
现方案(商改住后):纯住宅,计容建面约3.6万㎡,总地价仅约2.4亿元左右。
土地价值折损约1.3亿元。
第三笔账:综合亏损。
平台公司本息合计约7.5亿元,而商改住后的土地出让金预计仅约2.4亿元。中间的差额,高达5.1亿元。
即便不算利息,仅5亿元拆迁本金与2.4亿元出让金对比,本金亏损也达2.6亿元。这还没有计入9年间的人力、管理、反复调规的行政成本。
缩影:政府平台公司,也躲不过市场下行
狮子山地块是长沙房地产市场下行期,土地市场的一个缩影。即使是手握资源的政府平台公司,在市场周期的碾压面前,同样无力回天。
5亿拆迁费沉淀9年,换来的是一块“膝斩”的纯住宅用地。这足以说明:当商办市场从“利润引擎”沦为“库存毒药”,所有高商业配比的地块,都面临同样的抉择——要么商改住断臂求生,要么烂在手里。
而狮子山地块更让人唏嘘的是:它并非远郊生地,而是长沙二环内、芙蓉路主轴、地铁1号线南湖路站不足100米的绝对核心区。
连核心区的土地整理方都不得不以亏损收场,那些郊区地块的命运又将如何?
结语
综合来看,狮子山地块的商改住是一个三方利益再分配的过程。
政府财政与平台公司承担了前期规划偏差与市场周期错配的成本,以即期土地出让金的折让换取了城市更新的推进与资产的盘活。
开发商和购房者则成为规划调整后的主要受益方,以更低的容积率、更纯粹的社区形态进入核心城区住宅市场。
这一案例表明,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期,三方利益的最终交汇点,在于市场规律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修正——当商办供需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,所有主体都需重新校准预期,在各自可承受的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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